自从光武中兴，建都洛阳以来，本朝的国策，向来是和贵族士大夫共天下的。光武帝的追随者之中，实力最强也最富盛名的是南阳豪强，其次，是关西世族，毕竟，关西世族是高帝的亲密战友，大汉的江山，是他们的祖宗打下来的。附之骥尾的，则是清流士大夫世家。
自从宣明之世，天子强力打击不法豪强以来，看明白看清楚了的世家大族都顺应时势，做出了改变，弃武从文，由军功贵族转为儒学世家了。既然天子希望的，是世家大族遵守法度，读书识礼，至少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么，军功贵族们向儒学世家转化就是必然的趋势了。在这一点上，关东世族明显优于关西世族，他们头脑灵活，转变得最为快捷。
如此一来，本朝的功臣们便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转变，从军功贵族转化为儒学世家。如此一来，清流士大夫们的影响力就逐渐加大了，在外戚和宦官走马灯一般的争斗之中，他们左右逢源，追求着自己的富贵前程。久而久之，大汉的天下，就逐渐被一群清流士大夫主宰了。他们睁大双眼，不断地寻找着新的政治盟友和靠山，用自己的声望换取秉政者的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贵为天子，也要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继续统治天下。
本朝的天下，按照地域，一共分为一十三州。若论腹心之地，不过司隶、豫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六州。这六州之中，世家大族最多，大致以关西世族和关东世族为主，本朝闻名遐迩的四大世家，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颍川荀氏、颍川陈氏都出自这六州之中。
其它七州之中，交州远在化外蛮荒之地，一向由苍梧士氏把持地方政权。凉州、并州、幽州三州一直是边关苦寒之地，不仅兵祸频仍，而且无有休止，向来被中原世家视为畏途。益州、荆州地阜民丰，少经战乱，境内世家大族结盟自守，以待圣天子出，可以垂拱而治。
最后一州就是扬州了，扬州比较特殊，境内的世家大族大多都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无论是想要僭号称帝的袁公路，还是想自谋出路的孙伯符，要想在扬州站稳脚跟儿，就需要获得扬州扬州世家大族的支持。说句实话儿，这个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无特例。
本朝的高帝以一介平民起家，最后掩有天下，他的称帝之路，就是从“约法叁章”赢得关中父老支持开始的。大司马吕布是何等强项？诛杀了数百家世家大族，最后还不是出台了《九品官人法》，和天下的世家大族达成共识？自古以来，争霸天下之人，都是要和天下的世家大族合作的。用富贵收买也好，用刀子杀也罢，至少，他要赢得大部分世家大族的支持。
袁术的主簿阎象，还有大名士张范反对袁术称帝，袁术就不敢轻举妄动，就是这个道理。
世家大族的形成，特别是“儒学世家”的形成，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和当地的经济、文化的紧密相关的。汝南袁家用了百余年，并州王家用了数百年，何也？这个不难理解，汝南袁家靠近中枢，自有楼台之便，并州王家地处边陲，肯定要多付出些辛苦。
由此可见，是否靠近权力中枢，是否长久地靠近权力中枢，才是世家大族兴盛的根本。
有汉一朝，在中原士大夫眼中，扬州一地地处边陲。自三代已降，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本朝的腹心之地相比，经济、文化还是落后了几十年。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吴、越诸国的著名士人大多来自外域，如伍子胥、孙武、范蠡等等，尽皆如此。江东才俊之士尚且异常匮乏，更遑论什么名门大族了。直到秦汉之际，这种人才匮乏的局面仍没有根本改观。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羽本临淮下相人，楚国旧将子孙，后因叔父梁杀人而“避仇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项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并无名德，避难吴地竟得当地“子弟”惮服。秦末乱起，项梁、项羽在江东起兵，“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置吴中豪杰为校尉、侯、司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于梁。梁曰：‘前时某丧使公主某事，不能办，以此不任用公。’众乃皆伏。于是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那么，问题来了，以吴越之盛，难道就没有够份量的世家自己起兵吗？
方其时也，吴中为江南最发达的地区，秦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被称为“豪杰”、“豪吏”的地方土豪，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的力量和号召力有限，在家族实力与社会声望诸方面都无法和项家相比拟。所以，在天下动荡之际，才会附翼在外来武士项氏叔侄的旗号下，任其调遣，唯恐顺之而不及。现在想来，当年项梁“避仇吴中”之时，大概就谋算好了。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写扬州的社会状况时说“无积聚而多贫”，“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就说明，当时的扬州地区贫富分化还不明显，贫富分化不明显，就标志着世家大族没有形成。故尔，项梁一举义旗，万众景从络绎来投。
高帝定鼎立国之后，扬州地区的一些土著士人开始陆续入仕朝廷，土著世家逐渐形成。
较早以儒学显达的江南土著，当属吴地严氏。严氏本姓庄氏，因避本朝明帝讳改姓严氏，在前汉前期连续出现了严忌、严助、严忽奇等文士。《汉书?邹阳传》记载，严忌先后与邹阳、枚乘等游历吴王、梁王幕中，“皆以文辩著名”。时人称忌为“庄夫子”，颇有声名。
严助，《汉书》卷六十四有传，载其或为严忌子，或为“族家子”，因举贤良、善对策而得武帝宠信，成为武帝“中官”中最为“先进”的人物。关于其家族情况，他有一次对武帝说：“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所谓“友婿”，据蔡大家注乃为“同门之婿”。这表明严助家境窘迫。严忽奇，也为武帝“中官”，“并在左右”。《汉书?艺文志》载其有赋十一篇，颜师古注云：“《七略》云：‘忽奇者，或言庄夫子子，或言族家子庄助昆弟也。’
严氏有三人显名西汉前期，皆有文辞，说明这个家族在宗族内已有了一套儒学教育办法。
从严助与武帝对策中常引用《春秋》等儒学经籍看，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他们总的说来，是以文章、辞赋而显名的。在严助因祸被诛后，严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严家还存在。严氏之所以中衰，除了严助之祸外，还与这个家族所习的“儒学”大有关系。
究其实际，在中原士大夫眼中，严家的“儒学”，不过是文辞小道尔，并不是真正的儒学。自从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大行其道，确立了经学独尊的地位。在这种大环境下，以文辞入仕便受到鄙视。此外，文辞创作更需要才情与天赋，这与经学传衍的世代相承、后来居上不同，很难代代相传。从这个角度讲，对于扬州土著士人，中原士人还是看不入眼的。眼见扬州土著简在帝心，深受宠信，他们的心中自然不舒服，自会出来使坏。
与严助同时显名武帝朝的还有吴地的朱买臣，《汉书》卷六十四有传。他的家境似比之严助又差了一截。史载其“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后因随上计吏入京，得同乡严助引荐为汉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悦之，命为中大夫，后亦因祸被诛。虽然，朱买臣被诛的真实原因是他与武帝的宠臣酷吏张汤的殊死党争中，没有擦干净屁股，从而被张汤的母亲摆了一道的缘故。可是，他毕竟是吴人，出身于偏远州郡，在朝廷中枢根基太浅，以至于被祸之时，吴人施以援手。这，才是主因。
从朱买臣的经历可见，他的 “好读书”，完全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在他背后，看不见任何家族文化背景的影子。而且从其妻“羞之”的记载推测，当时吴地风尚并不崇文，严助的情况也可证明这一点。正因为如此，朱买臣之后，吴地没有出现一个尚文的朱氏宗族人物。
大致的推断，终武帝一朝，扬州的风气并不尚文，只是崇尚货殖，并无文风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