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二十一条”之签署
时欧战爆发，日本乘列强有事西方，不暇东顾之际，肆其暴戾，逞其野心，破坏我中立，山东交涉以起。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提出无理要求二十一条件，迫袁承认。五月七日又致最后通牒，并限四十八小时答复，须完全应允，否则自由行动。时袁阴谋称帝，专心对内，无力御外，且愿联日以为援。日本早觊得其隐，有以助成帝制为承认之交换条件之说。袁既屈于武力，乃不顾民意，于九日答复。既未经国会通过，我国亦誓不承认也。
曹汝霖于五月十日致陆宗舆一函见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六卷311～312页。，述日使致送最后通牒及中国忍辱接受之经过情形，甚为详尽。中有一节记八日袁召集大会，报告经过曰：
此次日人乘欧战方殷，欺我国积弱之时，提出苛酷条款，经外部与日使交涉，历时三月有余，会议至二十余次，始终委曲求全，冀达和平解决之目的。但日本不谅，强词夺理，终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我国虽弱，苟侵及我主权，束理我内政，如第五号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后通牒，将第五号撤回不议。凡侵及主权及自居优越地位各条，亦经力争修改。并正式声明，将来胶州湾交还中国。其在南满内地虽有居住权，但须服从我警察法令，及课税与中国人一律。以上各节，比初案挽回已多。于我之主权内政及列国成约，虽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满、安奉之展期，南满方面之利权损失已巨。我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英朱使关切中国，情殊可感。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语云：无敌国外患国恒亡。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署时中日双方代表合影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十日，袁有密谕与百僚云：
立国今日，非自强无以图存，而强弱之分，悉由人事。日本前在闭关时代，其学术政治与中国无殊。自明治维新以来，上下一心，步武西法，乘时而动，发愤为雄，四十余年，所惨淡经营者，无非求达其东亚大帝国之政略。当合并朝鲜之时，现在首相大偎重信已自命为中国将来之统监；盖其兼营并进之图，远交近攻之策，处心积虑，殊非一朝。究其致强之由，则以国民教育为根本，而明耻教战，即寓于教育之中。故人人以当兵为义务，以战死为殊荣。就其近年军事言之，征发陆军，可达百万，海军战舰，已逾六十万吨，席其方张之势，日思拓地殖民。彼为刀俎，我为鱼肉，实逼处此，岌岌可危，厝火积薪，早成险象。前清末造，政失其纲，泄沓成风，人无远虑，加以亲贵用事，贿赂公行，各私其家，何知卫国？迨至武昌起义，举朝失措，列疆响应，瓦解土崩。日本浪人，利用此机，秘计阴谋，无所不至；我人民之生命财产，间接直接而受损失者，不可胜计。苍赤何辜，言之流涕！幸而天佑中国，祸乱削乎，予得以衰病余生，底定全局，殊出强邻意料之外。回忆当日，万险环生，至今心悸。
国事初定，欧战发生，关系于均势者甚大。日本利欧战列强之相持，乘中国新邦之初建，不顾公法，破坏我山东之中立。军队所至，四境骚然。官吏见侮之横，居民被祸之惨，笔不能罄，耳不忍闻。我国受兹痛苦，方以退兵为抗议，彼不之省，又提出酷烈要求之条款，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领土，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直以亡韩视我！
如允其一，国即不国，牛马奴隶，万劫不复。予见此四条，曾向在京文武重要各员，誓以予一息尚存，决不承诺；即不幸交涉决裂，予但有一枪一弹，亦断无听从之理。具此决心，饬外交部人员坚持磋商，此外凡损失权利较重者，均须逐字斟酌，竭力挽回。乃日人利用我国乱党，各处滋扰，而又散布谣言，鼓惑各国，分遣大枝陆军，直趋奉天之沈阳、山东之济南，海军亦时在渤海出没游弋。因之举国恐惶，全球震动，不知其用意之所在。予以保全国家为责任，对外则力持定见，终始不移；对内则抚辑人民，勿令自扰，将及四月，持之益坚。彼遂以最后通牒迫我承认。然卒将最烈四端，或全行消灭，或脱离此案；其他较重之损失，亦因再三讨论，得以减免，而统计已经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愤惭交集。
往者已矣，来日方长，日本既有极大政略，谋定已久，此后但有进行，断无中止。兼弱攻昧，古有明训。我岂可以弱昧自居，甘为亡韩之续？处此竞争世界，公理强权，势相对恃，人有强权之可逞，我无公理之可言。长此终古，何以为国？此次交涉解决之后，几百职司，痛定思痛，应如何刿钵心神，力图振作。倘仍复悠忽，事过辄忘，恐大祸转瞬即至。
天幸未可屡邀，神州陆沉，不知死所！予老矣，救国舍身，天哀其志，或者稍缓须臾，不致亲见灭亡。顾此林林之众，齿少于予者，决不能免，而子孙更无论矣！予为此奇痛之言，万不愿予言之竟中。诚以存亡呼吸，断非予一手足之烈，所可转旋，持危扶颠，端资群策。我国官吏，积习太深，不肖者竟敢假公济私，庸谨者亦多玩物丧志，敌国外患，莫不动心，文恬武嬉，几成风气。因循敷衍，病在不仁；发墨针育，期有起色。所望凡百职司，日以亡国灭种四字悬诸心目，激发天良，屏除私见，各尽职守，协力成功，同官为僚，交相勖勉，苟利于国，生死以之。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骄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熳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冑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国势如此，而袁欲帝制自为，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当民国二三年际，北京曾流行共和不适中国国情之论调，其背后有人主使，自不待言。至是袁召各省将军入京，先行交换意见。顾欲擒故纵，袁之假惺惺，一如民国以来军阀之内战，其势已一触即发。
时袁祭天祀孔，大事复旧。遗老既多非议共和，政客尤怂恿君宪。八月，总统府顾问美人古德诺为周自齐所（？），竟倡言宪政不适中国。希荣固宠之士，议论骚然矣！
第三节筹安会之成立
杨度、孙毓筠等六人，旋即发起筹安会，其宣言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之时，国中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政府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犹鲁卫、芬尼什拉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筹安会“六君子”之首杨度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爹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
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著明，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我民忠告；而我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将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发起人：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
筹安会宣告成立，发出启事，略谓：
本会自发起后，所有与各界接洽商办之事，至为繁重，几于日不暇给，欲照寻常党会手续，俟会员人数众多，再行宣告成立，实有迫不及待之势。现由本会同人先行议定简章，并照章推定理事长、副理事长，暂时处理会务，以便进行。经推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为理事。当日通告各会员，略谓：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事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例如中国数千年，何以有君主而无民主？又如清末革命之结果，何以不成君主而成民主？又如共和实行以后，究竟利害孰多？又如世界共和国家，何以有治有乱？诸如此类，皆在应行讨论之例，然讨论范围，亦仅以此类为限。至此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
同日通电各省将军、巡阅使、巡按使、都统、护军使、各省城商会、上海、汉。商会云：
（中略、见宣言）本会之立，特以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以此为至严之界限。将以讨论所得，贡之国民云云。
在民国共和政府之下，而容此等非法机关存在，是诚奇迹！盖古今中外，无有人在本国法权之下，而集会结社，公然讨论本国国体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国现有之国体，谋植其他国体而不触禁令者。八月十七日《申报》载北京电云：
有人谒袁总统，问应否干涉筹安会？袁答近数年来，此项言论，耳闻已热，永不措意，自因欧战及墨西哥屡次改变，遂激触中外注意新造民国利害。予所居地位，只知民主政体之组织，不应别有主张。且帝王总统，均非所愿恋，汶上秋水，无时去怀！无论研究者作何主张，于余个人固无嫌疑可虑。余及国人均有身家产业子孙亲族，人情切已，自当研究所以永保安全之法，予既受国民付托，何敢以非所愿非所恋二者之嫌疑，而强加干涉？又另一方面人云：袁意谓此日如不任令学者舆论自由研究此项问题，则有一部分人主张颇力，摇撼国体，不如以此缓和其空气。
二十七日《申报》又载北京电云：
据可恃消息云：政府刻接各省来电，询问政府对于筹安会之态度。政府复电，谓筹安会乃绩学之士所组织，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云。……
九月三日又载《字林报》二十九日北京通信论述筹安会近事云：
筹安会及赞成筹安会之主义者，谓恢复帝制，大有益于中国。其所持之最大理由，则谓中国帝制沿传已久，华人政治程度不高，不足以解共和，且不能得其益。再中国自建共和以来，制度常不完备，如民选国会之不适当是已。国家行政，反因国会而不能进行，故袁总统不得已遂下解散国会之令。今新制既不适用，何若改用旧制之为愈乎！此筹安会诸人之言也。惟欲得践帝位适当之人，其事颇难。袁氏为今日中国之元首，且似为中国惟一之人才，就事势言之，有作皇帝资格者舍袁而谁？但袁氏有誓言，且有自幼倾向共和之语，今可竟为皇帝乎？袁曾自言曰否否。第背誓失信，世之伟人，曾有为之者，袁或将忘却前言而一为之乎？华人果欲奉袁为皇帝与否，是为疑问之点，陆军必拥戴袁氏，决无可疑，而官场之大多数亦必效陆军之所为，盖高官厚爵，皆从袁氏而来也。
惟学界商界及一般老百姓，对于此事将具何种观念乎？余知其观念与袁氏自言者必同：盖以为此事办不到也。若辈尚忆得袁之誓言，袁之自幼倾向共和一语，及袁之矢忠清室之事。曾有人谓余曰：“袁若登帝位，则大背中国之道德。然恃兵力以握大权之袁氏，若有陆军听其指挥，则道德问题或不足以萦袁氏之念也。且抱道德观念之国人，或政界以外注重政治之少数人，亦不敢起与袁氏为难，苟有之，则陆军将迅速扑灭之矣。所可虑者革命党耳。党人近虽潜伏，然非根株尽绝，粤、湘两省，蠢蠢欲动；香港、上海两处，不绝党人之踪迹；日本一带，党羽尤多。若辈言及袁氏，辄目眦欲裂。其所议论，诚未便发表于报章。目下革党势力薄弱，其宗旨不为人所信任，实属咎由自取，然亦未可因其势败，而遽存革党不足虑之心，若辈未尝不可乘时因势，而起抗袁为帝之师；于是国内治安，将为之扰乱。袁之陆军固可荡平之，但兴师乎乱，将发生不利于今日中国之种种恶果矣！”
赞成帝制者，又有一理由谓：“帝制实行，则元首嗣继之问题即可解决。今袁在实际上为终身总统，石室金匮中藏候补总统者三人之名，一旦总统缺席，则选三人中之一人以继之。惟此三人者皆无强大势力，恐届时握兵权者将有争夺大权之事。若袁为皇帝，有自择其子以继其后之权，则国家可无握兵权者互夺宝位之危。”主张帝制者之言若是。华人愿有候补者三人之一以为总统，或愿袁氏之长子以为皇帝，此固华人所应自决之问题。惟继位问题之所使人忧虑者，则因今日政府绝无制度可言也。今之政府，即个人独断专行之政府！袁氏轻轻扫去国会，另定一种宪法以合其宜，今之宪法，若袁氏不以为宜，则随时可以取消。袁之仇人，或死或降，新税施行，悉出己意，政事之良窳，由袁氏自负责任。在外人视之，苟袁氏一旦不测，则现有之行政机杼，悉将倾覆而无遗，此为独夫政府之恶果！故主张帝制者，有以袁氏为皇帝，以袁子为储君，父逝子继，俾行政之责任，有所归属之语。但吾人所不可忘者，袁氏已为公认政体之元首，袁氏不用此政体，而反破坏之！袁若由总统而为皇帝，谁敢信其必采宪法政体，如主张帝制者所言乎？吾人知其必仍专制不逊于前，即有所谓国会者，亦必为袁氏个人之国会，存亡系于袁氏个人之意。若袁氏果有召集国会之心，则以君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何若以民主国名义召集国会之为名正言顺，于事更事便利耶？推论此事之根由，实因袁氏欲在国中培植绝大势力，以决继位问题。但若袁氏为总统时，既不能达其希望，则作皇帝时，又乌能达其希望耶？此事千言万语，讨论不穷，然其结论则一，即择定之继位者必为新握重权之人，或为常集权力行政统一之领袖；若仅决定继袁氏者抑为总统或为皇帝，则无益焉。中国国体应釆民主制耶？抑君主制耶？此固为华人独自解决，勿庸外人置议之问题。华人苟民心一致，而国体变更，又足使国本坚固，则外人决不作干预之梦想。然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数年来中国危乱之际，外人势力影响于中国事者，其功甚伟，难以尽述。就事实言之，外人扶助袁氏使其得有今日，外人固望袁氏善用其因外人扶助而得之权力，以造福于国家也。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盖外人知国人对于袁氏计画，必有激烈之反对，甚至非用兵不足以定之也。再袁氏长子入继大位，果能较国民心目中所以信任之代表更为安稳乎？此亦非外人所敢信者也。质言之，此间外人，以为袁氏刻方着手行其建立政局之事业，且有发表意见者，谓袁氏不应利用赖外人而得之权力，以扩充其个人之希图云。
筹安会之为秉袁意而设立之御用机关，实已不待明眼人矣。当时反对派有欲组织团体与筹安会对峙，如国体研究会、治安会、国是讨论会等，然或官厅不予立案，或受其他之牵掣不能成立也。
第四节帝制之实现
筹安会既由各省机关及各团体代表“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宪”而奏功，于是梁士诒继起组织请愿联合会。以沈云沛为之长，作进一步之工作矣！其发起之宣言如下：
民国肇建，于今四年，风雨飘摇，不可终日，父老子弟，苦共和而望君宪，非一日矣！自顷以来，二十二行省及特别行政区域暨各团体，各推举尊宿，结合同人，为共同之呼吁，其书累数万言，其人以万千计，其所蕲向，则君宪二字是已！政府以兹事体大，亦尝特派大员，发表意见于立法院，凡合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之请，代议机关，所以受理审查，以及于报告者，亦既有合于吾民之公意，而无悖于政府之宣言，凡在含生负气之伦，宜有舍旧图新之望矣！惟是功亏一篑，则为山不成，锲而不舍，则金石可贯。同人不敏，以为我父老子弟之请愿者，无所团结，则有如散沙在盘，无所榷商，则未必造车合辙，又况同此职志，同此目标，再接再厉之功，胥以能否联合进行为断。用是特开广座，毕集同人，发起全国请愿联合会，议定简章凡若干条。此后同心急进，计日成功，作新邦家，慰我民意，斯则四万万人之福利光荣，匪特区区本会之厚幸也。
自请愿联合会发生以后，各省及各机关之请愿书，纷纷投至，即向参政院提出。当时之参政院又奉命为代行立法院，于是开会讨论，将付审查，袁特派政事堂左丞杨士琦莅院，发表宣言书，略谓：
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之地位，四年于兹矣。忧患纷乘，战兢日深，自维衰朽，时虞陨越，深望接替有人，遂我初服。但既在现居之地位，即有救国救民之责，始终贯彻，无可诿卸，而维持共和国体，尤为本大总统当尽之职分。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难相容。然大总统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且代行立法院为独立机关，向不受外界之牵掣，本大总统固不当向国民有所主张，亦不当向立法机关有所表示。惟改革国体，于行政上有甚大之关系。本大总统为行政首领，亦何敢畏避嫌疑，缄默不言。以本大总统所见，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其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窒碍。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至国民请愿，要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且民国宪法正在起草，如衡量国情，详晰讨论，亦当有适用之良规，请贵代行立法院诸君子深注意焉！
袁之不愿以代行立法院解决此重大国体问题，所以特示郑重者，无非故作艰难，直逼出“民意”二字，为国民代表大会之导线耳！比由请愿联合会趋承袁意，二次请愿，请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机关，参政院因以建议，咨请袁氏，即随发教令，定于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举行国民会议之复选，召集国会，解决国体。将擒先纵，欲速故缓，又一种做作而已。故转瞬由请愿联合会三次请愿，以另组机关征求正确民意为辞矣！所谓“立法贵简，需时贵短”，参政院因以建议，即用国民会议之初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从此国民代表大会之局面既开，请愿联合会之功用已毕，运用帝制实体发现之第三步——制造民意之国民代表大会组成，皇帝之产期近矣。
十月十一日，《申报》载美人丁义华论《共和民国之口是心非》，警告我国政府与国民，其全文云：
迩来两礼拜中，只以事务纷繁，故对于讨论国事问题，久未著论，乃近日连阅报纸。见对于国体问题，多近附合，未尝研究其真理，是鄙人虽欲无言而不得矣。中国国体若何变更，其主权固操之于中国国民，外人本无干涉之余地，但以理论事，环球万国，同是圆颅方趾，当然有自由发言之权，况以中、美之邦交与夫鄙人雅爱中国之情谊，尤不得不倾心吐胆，一为我最爱之中国同胞进一警告。诸君须知一旦为人代表，心与。两种物件耳。言乃心之声，如反是必有一种感情作用之理在。假如余常问一友，此事欲若是行可否？彼必答以唯唯，虽明知此事不可，亦不肯公然反对。然察其颜色，口虽唯唯，心内实未尝认可。余果请其不必瞻顾，此事行止，在君一言，则挚爱至友，尽吐肺腑发表其真是真非，于是乎友亲之道尽，此为一定不移之理也。鄙人近阅各报，见赞成君宪者有之，反对民主者有之，其立意不外乎痛诋中国人民程度知识，不足以为民国，并不足以爱民国，一若中国全国上下，非速去共和力求君主，不能一刻生存也者。然此不过纸上空谈，以鄙人觇中国民心，勿论其为政为学为商为报各界，未敢决定人人有盼望速更国体之意见，乃其中实不乏真心爱国，力主维持民国现状者，但慑于威而不敢言耳。此等反常事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戴共和国体者，斯亦万国非常之特色矣！
夫以各界人民心理而论，亦深知民国建设伊始，固未尝克臻美满，但仍希望将来必有达到之一日。更确信中国大总统擎天毅力，励精图治，必能满人民依托之欲望。人心既到如此喁喁望治，而又不敢出之于口，其非慑于威而何？溯自前月筹安会发生，其始立言，以研究学理，讨论民主君主问题为宗旨，故大总统发表意见，有国民如愿讨论此问题，未便禁止之语，其意实欲国民言出于衷，发表其良好意见，如其钳口，恐积愤所致，前清覆辙，殷鉴不远！在共和国内，准其研究君主问题，不以法律绳之，深谋远虑，是或一道也。岂料该会决非研究讨论，一意鼓吹速改君主，并预备《宪法》以辅之，大有共和国体已无讨论之余地。由此观之，足见该会早定目的，所谓征求双方意见，讨论研究，欺世之言也！如果心无成见，应准人民立一讨论共和团体，双方比较，孰利害不判自明，庶于研究学理之中而公是公非，亦不致偏废矣。鄙人从前鼓吹鸦片之害，而土商亦有鼓吹吸鸦片之益，以小喻大，其理则一。是目今多数人民欲维持共和，苦于伏威之下，噤若寒蝉，此即心实非之，而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后患岂堪设想耶！偏于一面之词，抹煞各人本意，强迫其口，已失其心，谋国者固如是乎？语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民心即所以失邦本，而犹云期以兴强，是诚南辕北辙矣！中国在前清时，国势衰弱，实失民心有以致之。乃近日变更国体问题，竟有人提议力主从速，欲速则不达，先圣已有垂训，况此等不以民心为重之举动，其能巩固国基，未之有也！阅报纸与电报所载，无非满纸诈讹，欺己欺人，不值明眼者一笑，“难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其斯之谓欤？无怪英、美各报批评云：以少数人之私心，诈称合全国之同意，似此行诡谲手段，难得天相。鄙人在华年久，极爱中国，更望中国日臻强盛，故不能不再敬告国民与夫政府：此等掀天揭地最大问题，万不可率尔操觚，务求实在，无使强迫；盖强迫行为，只能施之于一时，不能行之于永久，凡事须慎始图终，勿为孤注一掷。名誉攸关，愿政府国民，上下以诚，毋使人民口是心非，则富强之道，基于此矣！
鄙人与中国人士交接有年，素佩中国人脑想驾乎欧美，未尝无共和性质。如果协力求诚，以国家为前提，何患不臻上乘？不诚无物，况一国乎！总而言之，政府国民苟能开诚布公，自能万众一心，若人民政府各自为心，其国不可问矣！即如国体一事，政府以改变为是，国民心理，亦以改变为是，自可放胆做去，决无妨碍。若一味力求速成，而不讲求得民心之乐从，于大局决无益处。故目下此等问题，宜从缓相商，鄙人居旁观地位，因此问题，既非个人关系，自应由各人发抒真意，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可不慎哉。语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处事不由根本着想，必不能长久存在。言尽于此，望四万万同胞其勉旃。中国幸甚！万国幸甚！
十月廿一日，《申报》有译载《字林西报》社论一篇，题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其大旨如下：
（上略）袁总统前有幼年即倾向共和之宣言，又有不赞成帝制之命令，今忽对于帝制运动，不复有不赞成之表示。袁总统前解散国会，手段急切，无异克林威尔，今忽盼望国民代表大会之成立，情极殷挚，不啻汉勃登，前后态度，判若两人，世人安得而不窃笑于其旁耶？兹上海商务已受其影响矣。吾外人所欲知者，政治舞台所发现之剧情而演于吾人之前者，果为喜剧欤？抑滑稽剧欤？喜剧者，如人生事迹以实在境遇，串缀悲欢离合而成者也。滑稽剧者，则随意所之，诗张为幻者也。两者极不相同。若此剧情，自始至终，悉依据真正事迹而演之，则吾外人及多数华人，极愿坐观其剧以至曲终，且愿于落幕之际，鼓掌欢呼，并召袁氏至幕前，而向之叫好不置焉。但若离奇诡幻，一幕复一幕，层出不穷，则非观剧者所能忍也！今连篇累牍之命令，与夫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书者，果为真耶？果表示若何目标耶？果表示达此目标之一定步趋耶？抑吾人所注视者，不为他物，而为骗局，而为巧行布置，以掩其支离情节，荒谬颠倒之剧本耶？中政府向以“不要紧”三字处置公事，今得无实行不要紧主义，既漠视其方法，复漠视其结果耶？果尔，则记者敢警告袁氏曰：尔之最后一幕，必为有间断且有苦恼之一幕也。使帝制运动而为元首及武人攫取大权以快私欲之具也，则将来结果，必不利于当事者之个人，且害及全国，此为事势所必至，无可幸免者也。本报北京访函详论各省舆情，谓反对帝制最力者，仅为湘、鄂、粵、桂四省，盖多数国民，仅求政府之良善，而不斤斤于民主君主之间也。然必有良善之政府，则国民方可无言，若废去民主制，而无真意以组织良善之政府，则帝制运动，将获中国从未演过之最不幸的滑稽剧之报酬矣！
袁世凯为恢复帝制，挟洋自重，聘请美国学者古德诺为宪法顾问 自十月上旬，公布《国民大会之组织法案》，以迄十二月上旬，国民代表大会之票数汇齐，全体主张君主，前后凡两阅月。以如许重大之事件，意在征求民意，而民间初无何等之感觉，其经过情形，召集手续，多不明了。迨各省独立，北京政府拍发关于此项制造民意，指授秘术之密电暴露，国人始知其鬼蜮手段，奇秘惊人。盖八月三十日，第一次关于改革政府之密电，已自北京拍出此为各参政对于各省军民两长解释一切命令式之文电。，略云：
现所提议之计划，为各省分头遣送请愿代表、请愿书稿，将于北京草成，而后于适要时，分电各省。……君等亦当与地方上赞成请愿之绅商，一例列名请愿。此种请愿，即可于立法院召集之时一一向该院提出。总之，国体变更，当以民意为转移。……
九月二十七日，帝制党杨度、孙毓筠等乃领衔通电各将军首长，令消灭省内各种“危险之真意”，弗使表示，电文中又有关于各省区之各种提议，末云：
各县代表，虽实际为军民最高长官所委任，然欲使其手续之外表为合法，形式上当仍由各县选出。故在各县代表委定后，须立即以其名姓告知各县知事，授意彼等，使备公文申详上官，并集会正式选举云。如种公文，更须将日期提前云云。
廿九日，朱启钤代表参政院发电云：“组织计划，由参政院决定后，全恃选举监督实行此举之目的，故彼等当有管理选政及利用被选举人之实力。至国民代表，无论何地，每县须出一人；且须择各省与政府机关有关系之人物，方能对于选举真目的，不致有所误会。”
十月十一日，国务研究会发电云：“我国将来之和平及安全，全视政府机关与北京及各省交换之公文而定。若有一种公文，为大众所注意，余等当膺失察之罪。且关于国基之公文，若为众所知，则我国政治历史上，留一污点。故我国之尊荣及声望，惟此等之秘密是赖。余等希望君等委任一亲信属员，可负保守秘密之责者。”
二十三日，帝制党又密电指陈劝进之手续云：“国体定夺后，劝进书中，当含下列文语：‘余等国民代表，代表国民之真意，劝今大总统袁世凯，进位为帝，并授以国内至大至尊之君权，天许以此位，传其子孙，以至万世。’此五十字，无论如何，不可更改。又在国体定夺之前，各种请愿书，必不公布，惟当置覆。”
各事既如法炮制，帝制党乃即从事于洗刷其窃国之痕迹，弗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其最后一电文云：
各种公文，无论若何秘密，仍将流为一种永久的记录。且一旦为外人所知，则我人不能逃严厉之评论，及剧烈之攻击，而使新朝历史开篇，留一污点。中央政府，思维再四，决将各种公文，分别焚毁之；俾非必要之记录，及种种缺憾，尽行掩灭。职是之故，务请君等检出各种官私文电书札，无论接自北京或各省，除依例登入记录者外，亲临监视而焚毁之。
此外电文甚多，此不过撮录其要，读者自可见一斑矣。
暨十二月十一日，代行立法院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上书劝进，袁不承认帝位，其咨文云：“大总统为咨复事。准贵院咨开：本院前据国民请愿改变国体，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议具法案，咨请大总统公布施行。兹先后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监督文电，报称依法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又据国民代表大会文电报送决定国体票数，并共同委托本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前来。本院于十二月十一日开会，汇查全国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得主张君主立宪票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是全国民意，业经决定君主立宪国体，所有民国各法令，除与国体抵触不适用各条款外，仍应存其效力。又接准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文电，一致推戴今大总统为皇帝！伏查帝室典章，历代均有通例，其《选举大总统法》，亦当然废止。兹谨将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汇开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又各界推戴文电，附咨赍送，应请大总统钧鉴施行等因。并收到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票数总单，又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准此。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进，救过不赡，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以隐迹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遇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郅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举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业，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我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期，仍以旧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除申令宣示外，相应咨复贵院，并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送还，希即检收查照可也。此咨代行立法院。”
于是代行立法院于同日集会，于十五分钟间成二千余字之第二次推戴书，即晚进呈，次日十二日。而袁承认为皇帝矣！
袁世凯身着新设计的洪宪皇帝装
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袁世凯承认帝位之申令云：
据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奏称：窃总代表前以众论佥同，合词劝进，吁请早登大宝；奉谕推戴一举，无任惶骇等因，仰见盛德渊衷，巍巍无与之至意，钦仰莫名。惟当此国情万急之秋，人民归向之诚，既已坌涌沸腾，不可抑遏，我皇帝倘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全国生民，实有若坠深渊之惧。盖大位久悬，则万几丛脞，岂宜拘牵小节，致国本于阽危？且明谕以为天生民而立之君，惟有功德者足以居之，而自谓功业道德信义诸端，皆有问心未安之处，此则我皇帝之虚怀若谷，而不自知其妫冲逾量者也。总代表具有耳目，敢昧识知，请先就功烈言之：当有清之末造，武备废弛，师徒屡熸，国威不振久矣。我皇帝创练陆军，一授以文明国最精之兵法，划除宿弊，壁垒一新，手订教条，洪纤毕备，募材选俊，纪律严明，魁奇杰特之才，多出于部下，不数年遂布满寰区，成效大彰，声威丕著，当时外人之莅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而全国陆军之制，由此权舆。厥后戡定四方，屡平大难，实利赖之，此功在经武者一也。
及巡抚山东，值拳匪煽乱，联军内侵，乘舆播迁，大局糜烂，惟我皇帝，坐镇中原，屹若长城之独峙，乱匪为之慑伏，客兵相戒不犯，东南半壁，赖以保障，以一省之治安，砥柱中流，故虽首都沦陷，海宇骚然，卒得转危为安，金瓯无缺。当斯时，搆难虽由乱民，而纵恶实由亲贵，不惩祸始，无从媾和，强邻有压境之师，客军无返旆之日，瓜分豆剖，祸迫眉睫，而元恶当国，莫敢发言。我皇帝密上弹章，请诛首罪，顽凶伏法，中外翕然，和局始克告成，河山得免分裂，此功在匡国者二也。
寻授北洋大臣，其时风鹤犹惊，人心未靖，乃扫荡会匪，萑苻绝迹，廓清积案，民教相安，收京津于浩劫之余，返銮舆于故宫之内，遂复高掌远蹠，厉行文明诸新政，无不体大思精，兼营并举，规模式廓，气象万千。论者谓我皇帝为中国进化之先河，文明之渊海，洵符事实，非等虚词，此功在开化者三也。
革命事起，风潮剧烈，不数月间，四方瓦解，王室动摇，天意厌清，人心思乱，清孝定景皇后知大势之已去，满族之孤危，痛哭临朝，几不知税驾之何所。斯时我皇帝即改玉改步，为应天顺人之举，躬自践祚，以安四海，夫谁得而议之者？乃犹恪恭臣节，艰难支柱，委曲维持，以一身当大难之冲，几遭炸弹而不恤。孝定景皇后乃举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与夫保全皇室之微意，悉挈而付托我皇帝，始有南北议和，优待皇室之条件，人知清廷逊位之易，结局之良，而不知我皇帝之苦心调剂，固几竭其旋乾转坤之力也。于是南北复归于统一，清室方保其安全，四万万之生灵，弗陷于涂炭，二万里之疆域，得完其版图，于风雨飘摇之中，而镇慑奠安，卒成此共和四年之政局，国家得与人民休养生息，不至沦胥以尽，此功在靖难者四也。
民国初建，暴民殃徒，攘臂四出，叫嚣乎政党议会，慼突乎官署戎行，挑拨感情，牵掣行政，我皇帝海涵天覆，一以大度容之。彼辈野心弗戢，卒有赣、宁之暴动，东南各省，再见沉沦，幸赖神算早操，三军致果，未及旬月，而逆氛尽扫，如拉枯朽，遂得正式礼成，大业克跻，列邦交誉。彼辈毒无可逞，犹复勾结狼匪，肆其跳梁，大兵一临，渠魁授首，神州重奠，戈甲载橐，卒使闾阎安堵，区宇敉宁，以臻此雍洽和熙之治。自庚子拳匪之乱，辛亥革命之变，癸丑六省之扰，皆足以倾覆我中国，非我皇帝，孰能保持镇抚，使我四千年神明之裔，食息兹土，不致沦亡，此则我皇帝之大有造于我中国，而我蒸黎子姓所共感而永矢弗谖也，此功在定乱者五也。
不但此也，溯自海通以来，外交之失策，不可胜计，国际之声誉，几无可言，以积弱衰疲之国，孤立于群雄角逐之间，托势之危，莫此为甚，而意外变局，又往往无先例之可援，措置偶一失宜，后患辄不堪设想。惟我皇帝睿智渊深，英谋霆奋，遇有困难之交涉，一运以精密之谟猷，靡不立解纠纷，排除障碍，卒得有从容转圜之余地，而远人之服膺威望，钦迟风采者，亦莫不输诚结纳，帖然交欢，弭祸衅于樽俎之间，缔盟好于敦槃之际，此功在交邻者六也。
凡此六者，皆国家命脉之所有，万姓安危之所系。若乃其余政教之殷繁，悉由宵旰勤劳之指导，则虽更仆数之，有不能尽。我皇帝之功烈，所以迈越百王也。
请再就德行言之，我皇帝神功所推暨，何莫非盛德所滂流，荡荡巍巍，原无二致。至于一身行谊，则矩动天随，亦有非浅识所能测者。即如今兹创业，踵迹先朝，不无更姓改物之嫌，似有新旧乘除之感，明谕引此为惭德，尤见我皇帝慈祥忠厚之深衷，而不自觉其虑之过也。
夫廿载以来，往事历历可征，我皇帝之尽瘁先朝，其于臣节，可谓至矣。无如清政不纲，晚季尤多瞀乱，庚子之难，一二童騃，召侮启戎，成千古未有之笑柄，覆宗灭社，指顾可期。非赖我皇帝障蔽中流，逆挽滔天之祸，则清社之屋，早在斯时。迨我皇帝位望益隆，所以为清室策治安者，益忠且挚，患满族之孱弱也，则首练旗兵，患贵胄之昧也，则请遣游历，患秕政之棼扰也，则厘定官制，患旧俗之锢蔽也，则议立宪章。凡兹空前之伟画，壹皆谋国之良图；乃元辅见疏，忠谠不用，宗支干政，横揽大权，黩货玩戎，斫丧元气，自皇帝退休三载，而朝局益不可为矣。
及武昌难作，被命于仓皇之际，受任于危乱之秋，犹殷殷以扶持衰祚为念。讵意财才殚耗，叛乱纷乘，兵械两竭于供，海陆尽失其险，都城以外，烽燧时惊，蒙、藏边藩，相继告警，而十九条宣誓之文，已自将君上之大权，尽行摧剥而不顾，谁实为之，固非我皇帝所及料也。后虽入居内阁，而祸深患迫，已有岌岌莫保之虞，老成忧国之衷，至于废寝忘餐拊膺流涕。然而战守俱困，险象环伏，卒苦于挽救之无术。向使冲人嗣统之初，不为谗言所入，举国政朝纲之大，一委诸元老之经营，将见纲举目张，百废具振，治平有象，乱萌不生，又何至有辛亥之事哉？至万不得已，仅以特别条件，保其宗庙陵寝于祚命已坠之余，此中盖有天命，非人力所能施。而我皇帝之所为熟意绸缪者，其始终对于清廷，洵属仁至而义尽矣。若夫历数迁移，非关人事，曩则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民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言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加此，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叟绝古初也。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谦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至于前次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伏冀撝哀勉抑，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除将明令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等情。
据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供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此令。
十三日，袁氏遂在居仁堂受百官朝贺，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袁氏既有无可推诿，无以自解之承诺，以了其心愿，然内有民军之忧，外有邻国之警，更有隐忍难言者，于是或禁止反对，或联络感情，联北洋三杰之一冯国璋。
在袁世凯称帝后，其公开批评袁之背叛民国布令文。十二月十三日大总统申令：“前清逊位，民国成立，予以德薄，受国人之付托，改统治之大权，惟以救国救民为志愿。忧勤惕厉，四载于兹，每念时艰，疚惭何极。近以国民趋向君宪，厌弃共和，本惩前毖后之心，为长治久安之计，迫切呼吁，文电纷陈，佥请改定国体，官吏将士，同此悃忱，举国一心，势不可遏。予以原有之地位，应有维持国体之责，一再致词，人不之谅。旋经代行立法院议定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民国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予又何敢执己见而拂民心？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往籍所垂，于顺天逆天之故，致戒甚严。天不可见，见于民心，断非藐藐之躬，所能强抑。外征大势，内审所怀，事与愿违，异常悚惧。从民意则才不足以任重，违民意则理不足以服人，因应胥穷，彷徨竟日，深维好恶同民之义，环顾黎元望治之殷，务策安全，用奠区宇！因思宵小佥壬，何代蔑有？好乱之徒，谋少数党派之私权，背全体国民之公意，或造言煽惑，或勾结为奸，甚为同国之公敌，同种之莠民。在国为逆贼，在家为败子，蠹国祸家，众所共弃，国纪具在，势难姑容。予惟有执法以绳，免害良善！着各省文武官吏剀切晓谕，严密访查，毋稍疏忽！持此通谕知之。此令。”
十二月十六日令云：“政事堂呈称：准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咨称，准清室内务府咨称，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承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议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等语。现在国体业经人民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清室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永不变更，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附列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被袁世凯策封为嵩山四友的徐世昌十八日令云：“政事堂呈：前据蒙古、西藏、青海回部国民代表、镶黄旗满洲都统亲王那彦图等呈称：共和不适国情，全国同声，咸以改定君宪为救国大计。现在国民代表大会满、蒙、回、藏国民代表投票决定国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具见薄海人民，心理大同。惟是国体既定为帝国，帝位必归于圣人。四年以来，国家多故，拯民水火，登之衽席，我四万万蒸黎身家子姓，实托我大总统一人之覆帱！我国民为人民谋长治久安之厚福，为国家图创业垂统之宏规，亿万同心，归于圣德，代表等谨以满、蒙、回、藏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伏愿顺应天人，践登大位，皇建有极，民悦无疆。一统定基，保四千年神明之冑，奕叶蒙福，遂亿万姓归往之诚。代表等不胜欢忭跂望之至，等情。现在国体业经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决定君主立宪，所有满、蒙、回、藏待遇条件，载在《约法》，将来制定宪法时，自应一并列入宪法，继续有效。此令。”
又同日令云：“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艰，无从息肩。而临深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况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实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弗称臣。时艰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此令。”
二十日，复申令以徐世昌等为嵩山四友。
至此不能不略述袁氏称帝与外交上之关系矣。袁氏即真之延迟，则初有三国警告，继之以五国警告也。警告之主动为日本。然日本在始固赞成帝制者，五月九日之事件，交涉暗昧，早有助成帝制为签字条件之说。待交涉结束未久，日本公使日置益忽有归国之行，帝制亦随即发现。大隈伯、日置益皆曾对其国人宣言，谓中国进行各事，甚为顺利。当帝制倡议之初，陆徵祥先言外交甚不易办，曹汝霖亦言不负责任，袁谓此事在外交方面，我已办妥。袁所谓外交，本着眼在日，再证以当日日置益破外交惯例，直接向袁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云：“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之语，则蛛丝马迹，事虽奇秘不可究诘，殆非尽诬矣！据刘彦编著之《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略谓：民国三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之文件，青岛被日攻克后，此项文件落于日本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之决心，视为奇货可居。
当共和初建后，日本朝野以中国采用共和制为愚妄，谓共和无益于中国。帝制初步进行时，日本有力人物及报界论载，多表赞成之意，并称如中国君主立宪，与日本国体甚有利益。其实非真赞成，不过欲藉此以启中国之内乱，坐收渔利。故至此忽改变态度，提出警告，无非希作进一步之胁取耳。盖其时日本对华政策，因见欧洲各国，尽行卷入战争旋涡，而认为此乃“日本从速解决中国问题之好机会”，《黑龙备忘录》中，记载了了，兹节录数段如下：
中政府之保持共和形式，乃中日同盟前途之障碍。何则？共和国之主旨，及其人民社会上道德上之目的，与君宪国绝然不同；其行政与法律，亦相抵触。若日本作中国之监护人，而中国一一模仿日本，则两国遂可彼此尽力解决远东问题，而无不一致不同意之处。故为再建中国政府起见，为保持远东永久和平，及为实现日本帝国政策之成就起见，我日当利用目前时机，变中国共和政府而为君主立宪，使与日本之君宪一致而与他国各不相同为起点。……变更中国政体，实再建中国时所当采用惟一之主义。且现时亦为我日鼓励革命党及其他不满于中政府之人物，在中国起事之良机。现时此等人不能肆志之原因，乃因资本之不足。若帝国政府能利用其资本之不足，假以借款，唆以起事，则中国全国，大乱立见。我日于此，乃可起而干涉并整理之。
吾人当容纳中国革命党、保皇党及其他不满中政府之人物，以扰乱全中国之地。其全国既扰乱，而结果乃推翻袁政府。
袁氏虽予智自雄，在先殆亦熟闻赞成之说，而不知坠其术中者。
十月二十八日下午，驻京日本代理公使会同英、俄两公使，向我外交部警告，先由日代使口述，而英、俄附合之。其全文于二十九日晚由日本外务省发表，照录如下：“中国近所进行改变国体之计划，今似已猛进，而趋入实现其目的之地步。目下欧战尚无早了之气象，人心惶虑，当此之时，无论世界何处，苟有事态，足以伤害和平安宁者，则当竭全力阻其生成，藉以杜绝新纠纷之发现。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现状，觉此种外观，仅属毛皮，而非实际，此乃无可讳饰者也。反对暗潮之烈，远出人臆料之外，不靖之情，刻方蔓延全国。观袁总统过去四年间之政绩，可见各省纷扰情状，今已日渐平靖，而国内秩序，亦渐恢复，如总统决计维持中国之政治现状，而不改其进行之方针，则不久定有秩序全复，全国安宁之日。但若总统骤立帝制，则国人反对之气志，将立即促起变乱，而中国将复陷重大危险之境，此固意中事也。日政府值此时局，鉴于利害关系之重大，故对于中国或将复生之危险状况，不能不深虑之。且若中国发生乱事，不仅为中国之大不幸，且在中国有重大关系之各国，亦将受直接间接不可计量之危害；而以与中国有特殊关系之日本为尤甚！且恐东亚之公共和平，亦将陷于危境，日政府睹此事态，纯为预先防卫，以保东方和平起见，乃决计以目下时局中大可忧虑之原因，通告中国政府，并询问中政府能否自信可以安稳达到帝制之目的？日政府以坦白友好之态度，披沥其观念，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乱事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日政府故已发给必要之训令致驻北京代理公使。日政府行此举动，纯为尽其友好邻邦责任之一念而起，并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我国外交部之答复如下：“贵国警告，业经领会。此事全系中国内政，然既承友谊劝告，因亦不能不以友谊关系，将详细情形答复。中国帝制之主张，历时已久，我国人民所以主张帝制者，其理由盖谓中国幅员广大，五族异俗，而人情浮动，教育浅薄。按共和国体，元首常易，必为绝大乱源，他国近事，可为殷鉴。不但本国人生命财产，颇多危险，即各友邦侨民事业，亦难稳固，我民国成立，已历四稔，而殷户巨商，不肯投资，人民营业，官吏行政，皆不能为长久计划，人心不定，治理困难，国民主张改革国体之理由，实因于此也，政府为维持国体起见，无不随时驳拒。乃近来国民主张者日见增加，国中有实力者，亦多数在内。风潮愈烈，结合愈众。如专力压制，不独违拂民意，诚恐于治安大有妨碍，政府不敢负此重责，惟有尊重民意，公布代行立法院通过之法案，组织国民代表大会，共同议决此根本问题而已。”
“当各省人民向立法院请愿改变国体时，大总统曾于九月六日，向立法院宣示意见，认为不合事宜。十月十日，大总统申令，据蒙、回王公及文武官吏等呈请改定国体，又告以轻串更张，殊非所宜，并诫各选举监督，遵照法案，慎重将事。十月十二日，又电令各省选举监督，务遵法案，切实奉行，勿得急遽潦草各等因，足见政府本不赞成此举，更无急激谋变更国体之意也。本国《约法》主权，本于国民全体，国体问题，何等重大，政府自不得不听诸国民之公决，政府处此困难，多方调停，一为尊重法律，一为顺从民意，无非冀保全大局之和平也。大多数国民意愿，现既以共和为不适宜于中国，而问题又既付之国民代表大会之公决，此时国是，业经动摇，人心各生观望。政治即受影响，商务已形停滞，奸人乘隙造谣，尤易惊扰人心，倘因国是迁延不决，酿成事端，本国国人不免受害，即各友邦侨民，亦难免恐慌。国体既付议决，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即有一日之危险，此显而易见者也。”
“当国体讨论正烈之际，政府深虑因此引起变故，一再电询各省文武官吏，能否确保地方秩序。该官吏等一再电复，佥谓国体问题，如从民意解决，则各省均可担任地方治安之任，实行改革时，必无变故发生。在外国人之调查，自不能若本国人之详确。今各省官吏，均一致报告担任治安；未据有里面反对炽烈，及上海、长江一带及南方情形可虑之报告，政府自应据为凭信。至本国少数好乱之徒，逋逃外国，或其他中国法权不到之处，无论共和君主，无论已往将来，纯抱破坏之暴性，无日不谋酿祸之行为。然只能造谣鼓煽，毫无何等实力。数年以来，时有小乱发现，均立时扑灭，于大局上未生影响，现在各省均加意防范，凡中国法权不到之处，尚望各友邦始终协力取缔，即该乱人等亦必无发生乱事之余地矣！当贵国政府劝告之时，各省决定君主立宪者已有五省，各省投票之期，亦均不远。总之在我国国民，则期望本国长治久安之乐利，在政府则更期望各友邦侨民，均得安心发达其事业，维持东亚之和平，正与各友邦政府之苦心，同出一辙也。贵国政府此项友谊劝告，并声明凑非干涉中国内政，此项嘉意，本政府自当重视。贵国政府此举既完全为维持东亚和平起见，正与本国意见相同。贵国政府尽可深信本国政府，凡可以达到此目的者，必不遗余力也。以上各节，即希转达贵国政府为荷。”
日本政府于接到袁政府答复之后，颇不满意。袁政府续有二次三次之口头答复，略谓：“复兴帝制一事，暂从延缓，本年断不实行。”又谓：“意外之乱，果或猝起，中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云云。迨十二月十一日，帝制确定，十五日，日、英、俄、意、法又联合警告。大意谓：“曩者各国对于中国帝制问题，曾向中国政府劝告，其时中国政府尝言固不急遽从事，且声明担保中国疆内之治安。日本及其他四国据此，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云云。
实际袁氏急欲一过其皇帝瘾，进行筹备颇亟。十二月十六日，《申报》载大总统令云：“前令各部院详细筹备改行帝制事宜，各部长官皆通达政体之人，应知立国尚质，惟圣去奢，实为古今致治之根本。此次筹备典制，凡有益于国，有利于民者，自应加意研究，用备施行，此外缛节繁文，概从屏弃。历代朝仪，多相沿袭，跪拜奔走，何关敬事？格律程式，亦困异才，非耗有用之精神，即蔽上下之情志，岂开明之世而宜出此？近年变患频仍，闾阎凋敝，商民坐困，财政多艰，予一入朝作夜息，惟以培养元气为当务之急，又何可虚糜国帑，稍涉铺张？各部院筹备事宜，务以简略撙节为主，其前代典章失于繁重者，均不许采用，而事虑累民，永悬厉禁。总期君主秕政，悉予扫除，不尚虚文，重惜物力，用副归真返朴，轸念民生之至意！此令。”
第五节护国军之讨伐
成功策动云南起义，自任护国军
第一军总司令，誓师讨袁的蔡锷将军是月十九日，政事堂奏请设立大典筹备处，实则在十二月初已由朱启钤、周自齐等组织。二十一日，袁封龙济光、张勋等四十九人以五等爵。三十一日，下令以明年一月一日为洪宪元年元旦，预备登极，而云南已首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