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来说,八零年代是由守转攻的年代,也是收获胜利果实的年代。
只是,对世界而言,这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
一九八四年底,在巴尔干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德军焦头烂额的对付那些躲藏在山林里的游击队的时候,一场将持续六年的战争在海湾地区爆发了,这就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伊拉克,根源则是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的矛盾。
原因就是,海湾地区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都建立起了世俗政权,不管是沙特这样的王国,还是伊拉克这样的共和国,政治都跟宗教划清了关系,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说白了,如果伊朗的革命之火向外蔓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将首当其冲。
显然,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不希望统治下的国家成为下一个伊朗,也更不希望丢掉手里的大权。
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伊拉克总统以伊朗军队炮击伊拉克领土为由,正式向伊朗宣战。
两天之内,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表示支持伊拉克。
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伊拉克肯定不是伊朗的对手,因为伊拉克的国土面积与人口都只有伊朗的三分之一,而且伊拉克的国内矛盾极为突出。什叶派与逊尼派,还有北面的库尔德人相互仇视。
问题是,这绝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沙特国王就为伊拉克送去了一份厚礼,即把沙特皇家陆军的十个师的装备赠送给了伊拉克,还为伊拉克提供了四十亿华元的外汇,让伊拉克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军火。
沙特的行动。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
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底,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全都慷慨解囊,有武器的援助武器。有金钱的援助金钱。
只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保持了沉默。
主要就是。叙利亚一直把占领着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当成仇敌,而中国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因此叙利亚自然把中国当成了敌人。如此一来,就算曾经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联邦”成员,叙利亚也没有理由公开支持伊拉克去打击把**做为主要口号的伊朗,甚至会同情与支持伊朗。
受叙利亚的影响,埃及也保持了沉默,直到一九八五年底,埃及才半公开的谴责伊朗的侵略行径,开始支持伊拉克。
结果就是。这成为了一场阿拉伯世界对抗伊朗的战争。
显然,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哪怕在前线战斗的只有伊拉克,伊朗也没有半点胜算。
问题是,这也绝非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原则上保持中立。
不可否认,为巴列维提供了政治庇护的中国肯定不会支持伊朗,但是中国也没有理由支持阿拉伯国家。原因就是,除了埃及与约旦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没有承认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肯定会把矛头转向以色列,并且依靠在这场战争中积聚的军事力量对付以色列。如果中国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那就等于为接下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以色列当局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初,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华,向刚刚当选总统的顾祝同提出,希望中国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得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即不直接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
显然,顾祝同答应了佩雷斯的请求。
问题是,有能力干预两伊战争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
虽然在两伊战争初期,受巴尔干战争影响,德意志第二帝国宣称将保持中立,而且也较为严格的履行了中立政策,即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装备,但是到一九八六年,随着伊朗面对战败的威胁,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阿拉伯国家将在海湾地区坐大,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以间接方式向伊朗提供武器装备。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介入,让这场原本应该在一九八六年结束的战争由延续了四年。
当然,中国也摆脱不了干系。
这就是,如果伊朗战败,中国也未必能够尝到甜头。
原因就是,如果伊朗被伊拉克击败,那么伊拉克将毫无悬念的成为海湾霸主,而中国与伊拉克的关系并不密切。更重要的是,伊拉克总统肯定不甘心仅仅是海湾霸主,也就必然会制造新的战争来提高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介于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关系,下一个遭到打击的很有可能是以色列。
正是如此,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开始通过第三方为伊朗提供急需的武器装备时,中国则加大了针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并且通过外交手段,让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降低了对伊拉克的直接援助。
结果就是,这场战争在一九八六年底来了一次大逆转。当时,已经攻入伊朗境内的伊拉克军队遭到围歼,伊朗在艰苦抵抗两年之后迎来了反击机会,并且一度攻入伊拉克境内,其进攻部队甚至挺进到了离巴格达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伊拉克总统则在此时逃往巴格达北面的老家。
问题是,如果伊拉克战败,中国同样没有好处。
说白了,伊拉克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屏障,伊朗在击败、甚至是占领伊拉克之后,将对其南面的沙特等国构成直接威胁。
显然,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沙特受到威胁。
别忘了,沙特不但是海湾的头号产油大国,还是全球第一的产油国与石油出口国,来自沙特的石油占到了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毕竟中国有足够多的石油进口地。关键就是,沙特的石油价格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控制油价是中国维护世界秩序的能源战略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在政治上,沙特一直是中国在海湾地区的同盟基础,如果中国不能保证沙特的安全,意味着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阿联酋与阿曼等海湾国家将选择更加可靠的盟友。
显然,中国必须保证沙特的安全,也就必须帮助伊拉克渡过难关。
当然,中国没有直接介入这场战争,需要做的只是放松军火出口管制,通过第三方为伊拉克提供武器装备。
正是在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联合干预下,这场战争才打了六年之久。
要知道,以两国的实力,如果没有外来干预,这场战争能打一年就非常不错了,而且在一九八六年就已经有了停战的基础。
当然,中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都没有能够从这场战争中获得实质性的好处。
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来说,受巴尔干战争影响而无法直接参战,所以伊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仅获得间接支持的情况下打赢得到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支持,还有中国在背后撑腰的伊拉克。如果伊朗无法在这场战争中取胜,不管战争以什么方式结束,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都极为有限。
对中国而言,问题更加复杂。这就是,即便中国不希望伊拉克战败,也同样不希望伊拉克取胜,因此中国不可能直接支持伊拉克,甚至会在伊拉克取得优势的时候转变政策,也就不可能获得伊拉克的有益,更别说在战后影响伊拉克总统了,而伊拉克在这场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必然成为海湾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伊拉克也会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奉行的某些政策而仇视中国。
说白了,这场战争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海湾地区的国家间矛盾,反而会激化矛盾。
也就是说,这场战争让海湾地区的矛盾浮上了水面,也就预示着需要用另外一场战争来解决暴露出来的矛盾。
后来,很多人都认为,正在中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奉行的两面政策,导致了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以及随后发生的地区性军备竞赛,并且最终使得伊拉克成为了不安定因素,成为下一场战争的策源地。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不得不在九零年代邀集四十多个国家,通过一场精彩绝伦的作战行动,解决这场战争的遗留问题。
问题是,中国在当时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答案是明确的,中国没有更好的选择。
这一点,顾祝同最为清楚。
从某种意义上讲,顾祝同与两乙战争在一九八四年底爆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促成了这场战争。
原因就是,顾祝同在一九八四年正式参加总统大选。
虽然根据顾祝同的回忆,他并不愿意成为总统,但是愈演愈烈的冷战,让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以中华民主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选,以求领导中国打赢冷战,为国家做出最后一次贡献。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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