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刘智勇又接受了一桩贪污受贿案的侦察任务，急于开展工作，与我的交谈只好暂停。刘金辉科长出差天山脚下，抓捕携款潜逃的贪污犯，要到今天晚上才回韶山。我便在韶山市检察院办好有关证件，往位于韶山青年水库东侧的韶山市公安局看守所提审在押的洪先洋。
在一间墙壁刷得雪白的房间里，我与洪先洋相对而坐。他中等个子，单单瘦瘦，白净的脸盘，乌黑的头发，整齐的鼻梁上架一副时髦的眼镜，一双眼珠在镜片背后灵活地旋转着。当我举起相机拍照时，他连忙抬手将面部捂了。
我意识到我的这一举动有损他的自尊心，为了挽回刚才的“损失”，缩短感情上的距离，我起身给他递了一杯茶。
他双手接过，慢慢地品尝着。
我请他谈谈自己受贿的行为及其认识。
他长时间地沉默不语。
我也不催。
凭我的职业经验，要从这种人嘴里采访到真实的情况，决不能摆出审讯者的架势。
他终于开口了——
在此之前，有几家新闻单位的记者来采访，都是把我叫到这里，拍几张照片就走了，没有与我交谈。我很反感。今天，你愿意听我谈，我就把内心的真实想法全谈出来，希望你能尊重事实，为我伸张正义。
我也是搞新闻宣传工作的，对党的政策，对国家的法律，我都懂得。对中央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出的号召，都能紧跟。当前，全国上下开展的反腐倡廉工作我认为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而检察院把我作为腐败的典型抓起来，完全是错误的。我的行为没有触犯法律。我寄希望于法院对此作出公正的判决。
我想向你全面谈一下我的所谓受贿行为的有关情况。
第一，韶山太阳城的成立，是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精神的产物。
去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了半年，主要是钻研、领会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精神，思想受到了武装。所以，当市委决定，要抓住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这一重大机遇，促进韶山经济的发展，从市委办、宣传部、市政协各抽调一人，组成韶山太阳城时，我积极地报了名。宣传部领导批准了我的要求。很快，韶山太阳城成立了，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两名，由市委宣传部主管。
在此之前，韶山的经济虽然有发展，但机遇一次又一次从我们手中溜过。过去，毛主席的纪念品都是外面的人制作。韶山太阳城的成立，就是立志改变过去这种现状，抓住毛主席诞生百周年的机遇，促进经济的发展。
去年7月7日成立，8月8日正式挂牌营业。除主要负责人外，其余工作人员全部从社会上聘用。在市委机关租了三间房子，做活动场所；从韶山纪念毛泽东同志诞生百周年筹备工作委员会借款5万元，作为业务开办费。主要经营毛泽东头像纪念品。
1992年8月8日到1993年2月底，是统一经营，实行经理负责制。六个月的经营时间，获利税5万多元。主要经营小件的、零散的纪念物品，如像章、领带夹、卡片等，不成体系。与市委办的其它经济实体相比，不算差，也不算好，马马虎虎过得去。但未能真正起到抓住毛泽东诞生百周年的机遇，促进韶山经济发展的作用。
为了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从1993年3月1日开始，实行承包经营。总经理韩平沅承包太阳城总经营部，再以摸砣的形式，确定我承包的第二经营部。先确定承包人，再制定条约，然后签约承包。承包者有人、财、物的自主权。
我按照合约，聘请了几个人，组建了第二经营部。人员除一个是原韶山太阳城的临时工外，其余都是我从社会上聘请的。
韶山太阳城总部交给我价值6万元的各种纪念品，算是铺底资金，我借贷6万元，作为流动资金。经营场地以及设施，一概租借，每个月扣留了房租、水电费，每间房子100元，桌子、椅子也是租借，按承包期扣留，进入了成本，不存在白拿白用。我们买了个价值1500元的音响，分10个月摊销。
第二、合同规定，承包期内，所有债权债务，都由承包人负责。
第三、我在原单位的工资、福利，都从我的经营中扣除，进入成本。就是说，我的工资是由我经营创利获得的。一句简单的话，我已经与市委宣传部脱钩了。
第四、合同明确规定，我的承包上交任务是利税5万元。只有6万元流动资金，要交5万元利税，几乎是一比一，难度是很大的。合同还同时规定，超额给予奖励。如果完成6万元利税，从超交部分中奖励百分之八十。如果完成了7万元，从第7万元中奖励百分之九十。超过7万元以上的，奖励百分之百。有奖自然有罚。没完成上交的利税任务，要赔。如果只完成4万元，未完成的1万元要由承包者赔百分之六十；如果只完成5万元，要赔百分之七十，未完成的越多，个人要赔的就越多。太阳城经营10个月，要上交利税14万元，当时市委、市政府办的实体中，没有一个实体有这样高的承包基数。可见我们所承担的风险是相当大的。
第五、承包合约的名称是“风险责任承包”。不等于全员承包，也不等于集体承包。我负全部责任。我雇请的员工，只对我分派的那一项工作负责。
合约中规定，要开发一套毛泽东头像纪念章。今年3月至6月，经营原有产品和开发新产品，创利17万多元，于7月全部上交给政府。
为了开发新产品，我设计了一套28枚的毛泽东头像纪念章，早在1992年9月5日就与江南机器厂签订了承制合同。规定由韶山太阳城设计头像稿，江南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在1992年12月底以前，制作出头像的第一、二组各二千枚，1993年3月底前，制作出头像的第三、四组各二千枚，其余分期分批交足一万套。每枚定价4.8元。
洽谈这笔业务，不仅总经理去了，市委领导也去了。
结果，到1993年3月底，江南机器厂劳动服务公司没有交出一枚样品。到了4月份，才交给我100枚试制品，质量却不合格。我提出意见后，交还对方。
此后，对方又送来了200枚，质量还是不过关。不仅产品没出来，模具也没出来，应刻制56枚模具，到2月底才刻出2个模具。
8个多月过去了，对方没有遵守合同，眼看毛主席诞生百周年纪念日只有几个月了，如果任对方拖延下去，这套新产品的开发就有失败、亏本的可能。
于是，我对这套产品重新设计，重新开发，对设计、生产、销售的全过程进行落实。3月上旬，我将28枚改变为18枚，分成两组。3月中旬联系生产厂家。3月底4月初，看到了三个厂家试制出的样品，从中挑选、确定了两个厂家，每枚像章价格为4.5元，签订了制1万套的合同。
于是，刻模、生产，紧锣密鼓地进行，与之相伴的是做好发行工作，沟通发行渠道。
我对全国市场作了两种分析，如果大局稳定，经济发展，这套毛主席像章的发行量就大，反之，发行量就小。
为了提高人们的购买兴趣，向全国发布消息，限额发行2万套，具有珍藏价值。果然，消息发出只有几天，全国各地纷纷来函来电，2万套全部订完。
我向韶山市工商银行提出要求，增加1万套，得到同意。同时，我又设计了一种分组包装，有5千套，也很快售完。
制作这么多毛主席纪念章，需要200多万元流动资金，上面未给贷款，全是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在经营过程中，厂方业务人员提出给我回扣，被我拒绝。我说，我订制的产品是要卖出去的，你给我回扣，如果质量不过关，积压下来，赔本的是我自己。如果时间不抓紧，迟于12月26日，就没有意义了。
产品送来一部分，验收合格率比较高。厂方业务人员又提出给我回扣，他们说，产品质量，交货时间，我们都保证了，你不用担心了。只希望你下一批业务继续与我厂合作。他们一再坚持要让利给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他们给的回扣。
我的想法是，厂方既然坚持给回扣，当然是要给我本人，就暂时收下来，以后再作处理。当时经营比较紧张，我的思想，精力，全部集中在生产、销售上，不可能过多的考虑这笔回扣问题。
太阳城有一个经营管理制度，合同以外的，收受客户的回扣要上交，然后个人返回百分之二十。我是想把18枚套仿币镀金毛主席纪念章发行完之后，再处理回扣之事。如果这些毛主席纪念章不售完，一旦积压，我就要赔本100多万元。
凭良心讲，这么大的业务，要成功，是头等大事。回扣放在那里，等忙完了再处理来得及。况且制度中间并没有规定回扣什么时候上交。我的合同期是1993年12月底。
所得回扣，实质是奖励我的合法收入，与受贿、贪污罪应区别开来。我的前提是个人承包。我要求法律部门，要求新闻舆论，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和政策作为判断的标准，对我的情况作具体分析，具体判断，我相信我是无罪的。你作为记者，又是副总编，我相信你有百分之八九十的自主权。我想你对我的案子的全部情况进行采访、调查，你会得出公正的看法，我相信你会接受我的观点。
18枚套仿币镀金毛泽东纪念像章的发行，除了深远的政治意义之外，还可创100多万元的利税，这对国家是一个贡献。不能赚了钱就是集体承包，亏了本就是个人承包。检察院的领导找我谈回扣的问题，我的脑袋象会要爆炸。
太突然了。我不知怎么搞才好。经过一天一夜的思想斗争后，我既承认了事实，又摆了理由。我被逮捕以后，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我想应该有个公正的结论。
我没有插断他的话，让他一口气谈了这么多。之后，我把纪录交给他过目，并请他在上面签字。他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在记录末尾写道：
“以上是我谈的情况，是实。洪先洋10.23。”
他把采访本还给我，又立刻收回去，接着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如果进行报道，请送给我一份，谢谢！（您同意发稿前给我看一下。）洪先洋10.23。”
我步出韶山市公安局看守所，上车，沿着环山公路朝检察院驶去。
这条路通向上屋场、滴水洞，也通向银田寺、长沙城，通向全国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过去，这条路没有如今这么宽，这么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在这条路上，少年毛泽东看过牛，担过柴，青年毛泽东举过火把，集合过队伍，中年毛泽东带着自己的亲人，带着韶山的有志之士，投身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这路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烈士的鲜血，是烈士的躯体，将昔日的羊肠小道拓宽成了这平坦光滑的环山公路。当众人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时候，切不可忘记牺牲了的烈士们。
我想返身问问洪先洋，他在这条路上走过的时候，是否这样想过。可惜时间不允许，我还要去市检察院继续采访刘智勇。也许刘金辉从天山脚下抓捕逃逸的贪污犯已经回来，那样，我可以与他作一次长谈。